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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学霸”傅斯年

我在不少文章中对近代史上的人物评价很高,但这种评价并不代表对他们的全然肯定。那个年代的人有性格,有学问,甚至有德行,在很多方面可以成为我们做人的榜样,但我们不必把他们进行思想性抬高。

以傅斯年为例,这个五四时代的英雄,为人称道的学术活动家,在建设中国现代学术组织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,在考古学、历史学等领域的学术组织工作极为出色。他创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,陈寅恪、钱穆等人因此以为中国的学术在日本侵华前有了萌芽。不仅如此,傅斯年做官清廉,不畏权贵,除蒋介石外,几乎所有人都被他当众批评过,时人称他为“傅大炮”,这些都可圈可点。罗家伦说:“傅斯年是元气淋漓的人。”胡适说,傅斯年是“人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”。

但如探寻历史的合理性,我们可以看到,现代中国知识阶层之所以丧失社会基础,萌芽的学术组织之所以很快为战争和国共争强而撕裂,也正是跟傅斯年这样的知识精英有关。傅斯年没能抵达大公的境界,说白了,他只是一个排他性极强的学霸。

傅斯年脾气火爆,始终无容人雅量。他早年入北大,后赴英国、德国的名校就读,回国后在学界一往无前。除了他眼中的政治领袖蒋介石、北大校长蔡元培、他的老师胡适等几人外,他对别人并无同情和理解。他始终生活在巨人组成的圈子里。他对圈子外的人最多是一种旁观者的态度,如他说,“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芒万丈的大彗星”,甚至有同窗之谊的顾颉刚,也受不了傅斯年的霸道,一度跟他“割袍断义,不再来往”。顾放弃跟傅共事,跑到燕京大学任教,傅觉得失了面子,托人捎话:“燕京有何可恋,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?”顾反唇相讥说:“我入燕京为功为罪,百年之后自有公评,不必辩也。”



1941年冬,燕京大学的毕业生王世襄千里奔波,流亡一个多月到重庆,找到哥哥的同学梁思成。当时已闻名海内外的大建筑学家梁思成带他去找傅斯年,想到傅的研究所谋饭碗。见面后,傅斯年问清王世襄的门第出身,当着梁思成的面,说了一句:“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,不配到我们这里来。”将王世襄轰了出去。晚年已是学术泰斗的王世襄,回忆起这段灰头土脸的历史,依然很感慨。

傅斯年的“目空天下士”,霸气有余,豪气不足,连他的前辈陶孟和,都曾被伤害。曾任北大教务长的陶孟和筹建北平社会调查研究所,这在中央研究院的人看来有另立山头之意。傅斯年与人串通,切断陶的经费来源,逼得他只能把队伍拉来,成为中央研究院下属的一个小机构。